第七章 叔嫂争锋 (第1/2页)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862年，即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初年，正是清王朝如履薄冰的艰危时期，国内，太平天国起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动摇着清廷的统治基础；国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垂涎已久，发动更残暴的侵略行径。同治皇帝载淳年幼无知，两宫皇太后久居深宫，对于任免官员、奖罚升赏等朝政事务，所知甚微。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两宫皇太后自感才微力薄，难以担当重任。朝廷中需用要一个举足轻重人物，帮助她们辅佐朝政。恭亲王奕訢是先皇咸丰的御弟，皇亲贵胄，再加上祺祥政变中的特殊作用，功高望重，声誉鹊起，在两宫皇太后看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因而，两宫皇太后出于巩固垂帘听政权力之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下旨封奕訢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宗人府银库、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一大堆位显勋高的头衔，让奕訢将清廷的政权、军权、族权、财权集于一身，成为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以下，满朝文武之上的特殊角色。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1861年12月10日），两宫皇太后为了与奕訢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又有意抬高了奕訢女儿的地位。依照《大清会典》，只有皇后的女儿可称为“固伦公主”，妃嫔的女儿只能称为“和硕公主，”亲王的女儿一般称为“郡主”。慈禧太后把恭亲王的长女作为自己的亲生儿女看待，表示要晋封她为“固伦公主”。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居然正式封恭亲王女儿为“固伦公主”，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笼络手段。

    两宫皇太后除多方授封奕訢军国大权外，还挖空心思给予奕訢崇高的荣誉。同治元年（1862年），载淳在弘德殿学习读书。两宫皇太后命恭亲王奕訢为弘德殿行走，稽查课程。这不仅是诸亲王中最重要的职位，而且是一项最为荣耀的职务。

    孝静成皇后是恭亲王奕訢的生母。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的时候，咸丰帝没有满足奕訢的心愿，对其生母“不系宣宗谥，不附社庙，葬墓陵东”，这说明奕訢生母在道光寝陵中根本没有地位。咸丰帝的冷遇对奕訢的打击太沉重了。他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如骨鲠在喉，心有余悸。两宫皇太后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给孝静成皇后上尊谥为“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并加附太庙，从而满足了奕訢多年来的夙愿，赢得了奕訢的欢心。

    两宫皇太后为笼络奕訢，上至奕訢生母，上至奕訢生母，下至奕訢儿女，大至官职俸禄，小至入朝坐轿，用心良苦，无微不至，奕訢及其一家的荣誉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可是，好景不长。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不到四年，在奕訢辅佐下巩固了统治，特别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心腹大患后，清廷统治危机稍有缓和，而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的政治才能得到锻炼，经验逐渐丰富，认为不再需要奕訢这枝拐杖因而对奕訢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正所谓“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两宫皇太后在巩固垂帘听政的统治之后，就着手削夺恭亲王手中的大权了。

    开始，两宫皇太后利用手中的印章通过上谕对恭亲王多次提出警告，告诫他虽然位居要职，但不得专权，应与群臣共同治理天下。但奕訢对此置若罔闻，依然居功自傲，我行我素，一日早朝时，奕訢竟然对两宫皇太后说：“两宫皇太后能实现垂帘，取得今天的地位，都是靠我奕訢的辅助“，可谓出言不逊。另外，“恭亲王则于用人之权，黜陟之事，不商之于太后，或升或调，皆由己意，凡关于各省之事，亦独断而行。”这自然是两宫皇太后不能容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斗争日益尖锐。一些臣僚，特别是那些善于投机的人，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甚至不惜以生命作赌注，企图捞取更大的政治油水。

    编修蔡寿祺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他的发难，使慈禧和奕訢的矛盾公诸于众了。蔡寿祺，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以翰林院编修署日讲官。他借工作之便与内廷人员接触频繁，注意内廷动向，观察时局变化。在对投靠奕訢还是投靠两宫皇太后作出抉择后，他于三月五日（1865年3月31日）上疏奏折，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

    奏折呈送慈禧，慈禧阅后喜出望外。她同慈安商量后，决定单独召见奕訢，先作内部处理。当奕訢闻如愿而到后，慈禧顺手拿起蔡寿祺的奏折。在半空中晃了晃，然后说道：“有人弹劾你了。”本来受了弹劾的人，听到这话应该立即谢罪才是，奕訢对此事虽然毫无防备，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