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冶萍往事 (第2/3页)

北京被***政府以汉jianian罪被逮捕，判无期徒刑；解放后被改判死刑，1951年在京被处决。盛宣怀的几个儿子大都不成器，不是吸鸦片，就是嗜赌，还为了争家产打官司，也就是1927年盛宣怀的四儿子盛恩颐在挥霍玩自己分到的遗产后，为了争夺盛宣怀留作慈善事业的500多万两基金打官司，最后导致这笔财产被江苏军阀钮永建侵吞。所以教育很重要哇，搞不好儿孙是要倒过来羞祖宗的。）

    两位牛人都登场啦，我们把第三个人物放一下，先讲一下1889－1896年期间汉阳铁厂的有关情况。

    汉冶萍往事之一——艰难创业

    1889年的张之洞本来是打算在珠江边上建钢厂的，没成想老佛爷信任他，让他督办芦汉铁路，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这一调就成就了我们重钢啦。要不然中国钢铁工业的源头肯定就是“广州铁厂”或“珠江铁厂”了，抗战的时候从广州搬迁估计就便宜柳钢啦。

    张之洞于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即后来的汉阳铁厂），委派有洋务经验的幕僚——蔡锡勇为总办（也就是厂长，蔡锡勇是在中国介绍西方会计复式记账法的第一人。他所著《连环帐谱》一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时为湖北候补道，相当于“候补省委或地委书记”）。汉阳铁厂的厂址定在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1894年6月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塞麦钢厂、西门子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拥有2座100吨炼铁高炉、2座5.5吨贝塞麦式炼钢转炉、1座１0吨西门子马丁炉（即平炉）、3000名工人，设计产能3万吨/年，号称“亚洲第一”，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的八幡（fan）制铁所早6年。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1892年清政府增拨42万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500多万两。创建汉阳铁厂的直接目的是为芦汉铁路提供钢轨，但是从1894年6月投产到1896年11月第一次停产为止，汉阳铁厂实际共生产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而且因为质量不好，只卖出生铁1100吨，钢料60吨左右，钢条板340吨。当时进口铁价为30余两，而汉阳铁厂的成本竟然接近50两白银，倒挂了10多两白银，加上钢轨极易脆断，根本无法满足铁路建设的需要，因为质量原因，汉阳铁厂的钢轨不要说50两、30两白银，就算20两白银都没人要，生产不到两年就亏损560万两白银，比建设经费还多，停产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三：一是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条件无知，选址未经科学论证。当时只确定了大冶的铁矿，在煤炭的来源并不确定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导致投产后除少数煤焦来自马鞍山煤矿，多数煤焦购自河北开平（11两）和欧洲（17两）（不是安徽马鞍山市，在江夏区安山镇，距汉阳铁厂80公里，煤质高硫高灰分，价格4两白银，同时开发的还有王三石煤矿，后因煤质更不适宜炼焦而废弃，白白耗费50万两开办费），投产之初的汉阳铁厂一座炼铁高炉日需焦煤2000吨，因为运力不足，一座炉子都无法实现满负荷生产。大冶铁矿距汉阳铁厂120公里（地处武汉市东南方，属黄石市辖，紧邻梁子湖，如今盛产大闸蟹），这个距离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运输条件和生产规模下就带来无法承受的高昂运输成本。在汉阳龟山山麓建厂，仅填土、垫高就耗费了白银30余万两——相当于包括购买设备经费的1/10。张之洞选定汉阳厂址的唯一理由就是地处省城，便于他的控制。二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无知。张之洞自己是冶金工业的门外汉，他请了同样外行的驻英公使刘瑞芬等人向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订购机炉设备。当英方提出先化验铁石、煤焦的质地，而后确定与之相适应的设备时，张之洞却以为外国人是要敲竹杠，他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方虽闻之愕然，但还是胡乱配了贝赛麦炼钢炉和马丁炼钢炉。当时西方炼钢炉有两种，一种是贝赛麦钢炉（转炉），使用酸性耐火材料，冶炼过程中不能去除原料生铁中所含的磷质，中国只有个别地方（如本溪）有低磷铁矿，故它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另一种是西门子马丁炉（平炉），使用碱性耐火材料作炉衬，它可以除去生铁中的部分磷质，冶炼出来的钢质量很好，但产量极少。大冶铁矿含磷量高，以之炼成的生铁含磷高达2.5％。贝赛麦炉炼成的钢不能去磷，钢中含磷多就易脆裂，尤不宜于造钢轨，而汉钢造钢轨是其主要任务，这就无怪后来产品销不出去了（国家标准Q235的磷含量是不大于0.045%）。这件错事直至盛宣怀接手，并于1902年派李维格（第三个牛人登场了，以后还要介绍）出国考察后才算解决了问题。但这已是“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了。三是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落后。除蔡锡勇（湖北候补道）任总办还懂一点西方先进管理知识外，1890年派委湖北候补知县张飞鹏、候补同知施启华、候补州同沈鉴等人负责大冶铁矿和王三石煤矿的开采；1891年7月派委湖北大挑知县王廷珍为铁厂总监工，次年又增派候补知县蔡国桢为铁厂总监工，等等；煤铁等矿和炼铁厂筹建，出技术岗位人用外国专家，主要负责岗位一概依照封建衙门的模式由各级官吏占据。大小官吏不可避免地把官场的恶习带进工厂，营私舞弊、贪污浪费、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不负责任，挂名坐食等风盛行；组织生产讲究效率不足，勾心斗角、互相掣（che）肘有余。他们与企业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只向上司负责，不对企业盈亏负责。因此，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厂生产的好坏，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埒（lie），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如果八个人出差，都是候补知县，完了，八个人走一排，知道的是出差，不知道的以为来上访，轧马路的）。张之洞以为官办企业可以加强控制，殊不知这种封建管理体制，造成机构庞大，效率低下，以致经营混乱，这是汉阳铁厂早期的重要教训。1896年汉阳铁厂第一次停产后，张之洞命令“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任用企业经营家、时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为总办，走上“官督商办”道路。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李维格啦。

    第三位牛人——李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