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0章 豪赌可以发家致富吗 (第1/2页)

    村委只需转包个小厂或卖出一两百亩沙滩，幕后出售村民共有的资源，班子里每个人就发了，而小老百姓挣钱没捷径，开服装店也是如此，每个店主都坐火车去省城进货，既费力又费神，生意越好，进货周期越短。

    临近年关，乡下人习惯大年初一穿新衣，农民街服装店生意异常火爆，我们几乎每半月要上一趟省城。

    出发前请岳母过来照顾两个孩子，到城里后，在服装批发市场挑挑捡捡，装满两大编织袋，弓腰驼背的背到火车北站，沿途受够了旁人的白眼，因为当时的人看不起小商贩。

    逃难似的，我们背着大包衣物顺着人流通过检票口，登上车已是汗流满面，每次都走在后面，找不到座位，却舍不得坐在编织袋上，怕压皱了服装。

    川人把所有纳入隐形收入的行为称为“吃钱”，短途火车的列车员个个吃钱，吃蔬菜水果的担子钱，给开区间站的票，双方获利，而小商贩则不同，明明提前买了票，背着的包袱还得补上相同价位的一张票，“懂事”的话，这张票不开票，也给半价，钱直接进入列车员的腰包。

    我背着包袱，一路上总怕遇上过去的玩友。

    当时一些年轻人喜欢把自己包装成这样：衣着时尚，全身上下都是名牌，游手好闲，生活却过得惬意，像牟志强一样故意装扮得神秘兮兮的，一副黑社会的样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两手空空，看不起任何一种具体的职业。而我婚前的许多玩友就属于这样一类人物。

    下车后，走进农民街，实在不敢抬头，怕撞见过去的牌友酒友，总之我有了老婆和两个孩子，用别人的话说，是个带拖斗的人，经常灰头土脸不太时髦了，想玩也不敢疯玩，自然疏远了许多单身时期的好友。

    服装店也存在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那个外地人，而是斜对门的一位当地人，他做了多年生意，在古镇上还有个铺子，逢场去古镇，平日在家里守着，他是个标准的小生意人，虽然信奉和气生财不愿意得罪人，却厚着脸皮拉走许多原本属于我们的买主。

    进货的当晚，连夜把服装整理归类，挂在铺子上，准备第二天开卖，刘玉芳用岳母给的黑布婴儿兜子背着阳阳，而林紫丹则始终绑在椅子上，到深夜全家才上楼睡觉。

    这一年到了腊月，我偶尔帮着做一点家务，照顾照顾林紫丹，懒得过问铺子里的生意，每天出去打牌，一天三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因为生意兴隆，刘玉芳整天忙乎着，心里乐滋滋的，反而对我有所放松，不过提前画出了一道红线：这个寒假只给你五百元，输了别再向我要。当然还隐含着另一重意思，多余的盈利必须充公。

    当年火车站属于交通要塞，无论是过年还是平日，比乡政府所在的古镇更热闹。

    农民街的热闹，体现在各地的黑道人物以及三教九流之类的都喜欢在这里聚集，更体现在赌博方面。

    平日的赌，牌友大部分是本村人，小娱乐而已，而挨近年关，远远近近的牌友汇聚在火车站，每家茶馆生意爆满，不仅赌注突然变大，赌博方式也完全改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抽十点半，使用天九牌，庄家坐庄，其余的人要牌，庄家与其余人比点子，点子大的人赢，十点半赔双倍，超过十点半庄家收钱。另一种叫做穿A，也有个庄家，每人发五张牌，其中三张凑成整十或整二十算是“有凑”，比另外两张牌加起来的点子大小。

    这两种赌博方式，赌注不封顶，没有丝毫的技术成分，输赢纯属运气，当地人叫做赌报应，愿赌服输。

    既然赌注不封顶，难道没人抓赌？当然会抓，不过当地实在偏远，距离县城一百多里，就一个古镇小小派出所维持治安，根本管不过来。

    茶老板的一个场子，只有几个座位，不过每一手牌跟风下注的人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甚至有的人下不了注，请里三层的人帮忙放在他所指定的位置上，跟风下注的有工人，农民，店主，大老板，村委的人，男女老少皆有，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小到十二三岁的学生，（当然，一些教师也参与其中，见到学生下注，我根本不好说什么）其中还有一位出了名的赌徒，开杂货店的，八十多岁了，头脑蛮清醒，经常坐庄，此人从解放前就开始赌，不打牌似乎睡不着觉。

    骰子一响，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眼睛盯着自己下注的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