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北狼烟（2）折戟浅水原 (第4/6页)

民就发现了薛举一个致命的短板：粮草不济。薛举率领近十万西秦军队，从陇西远道而来，直扑泾州。长途行军，十万大军的粮草补给，自然难以维系。所以，为了解决军队的粮草困境，薛举只能采取以战养战的办法，来弥补粮草上的漏洞。

    不要看薛举表面用兵的动静，非常浩大，既在高墌一带大肆劫掠，与唐军对峙；又派遣一支偏师骑兵，袭扰豳州、岐州二地。但是，李世民非常清楚，薛举这样大张旗鼓，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粮草不济的短板。在粮草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薛举十分急于速战速决，急切地想要打败唐军。

    显然，李世民看穿了薛举的意图。既然薛举想要速战速决，李世民偏不如他所愿。来到高墌后，李世民立即命令唐军将士，在高墌城外深挖壕沟，修筑壁垒工事，构建防御体系，做好与西秦军队打持久战的准备。

    李世民的目的很明显，薛举无非就是想在高墌这个地方，与唐军主力决战，进而速战速决。然而，李世民才不会上他的当。薛举想要决战，李世民就偏不与他决战，而是坚壁清野，严防死守。

    总结起来，李世民的战术策略，就是一个字：耗！他知道，西秦军中缺乏粮草，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他们拼消耗，等到西秦军队粮草耗尽，士气低靡之际，唐军大举出击，绝对可以一战而定乾坤！

    这是李世民在唐初统一战争中惯用的战法：疲敌之计，并且屡试不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李世民会在战场上，抓住一切稍纵即逝的战机，实行疲敌之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等到敌人人困马乏之时，对其实施雷霆一击。

    譬如，李世民在攻打洛阳王世充的战役中，就将这种疲敌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王世充与李世民的数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后，索性龟缩在洛阳城中，保存实力，不与唐军正面交战。

    对于王世充的婴城自守，李世民采取的策略则是，对洛阳城围而不攻，逐步消耗洛阳城中的粮食、士气。最终，王世充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下，不得不向河北窦建德求援，相约共同夹击唐军。

    如果按照李世民层层推进，不急不躁的疲敌之计，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打败薛举，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李世民精心制定的疲敌之计，却在第一次与薛举的交锋中，意外落败。这样的结果便是，唐朝第一次与西秦薛氏的较量，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发起第二次抗击西秦的军事行动。

    按照常理，李世民的疲敌之计，布置周密，不应该出现纰漏才是。事实上，这次的失败，责任并不全在李世民。本来，疲敌之计，如果按部就班地实施，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典战役。问题是，下面的将领，并没有真正领会李世民的意图，将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以至于，断送了这条军事妙计。

    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李唐、西秦两军对峙，决战开始之前的关键时刻，唐军内部却发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身为唐军西讨元帅的秦王李世民，突然病倒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率领唐军，刚刚开拔至高墌不久，突感身体不适，竟然一病不起。经过诊断，李世民染上了严重的疟疾。

    作为唐军主帅，在此关键时刻，李世民突然身患疟疾，这对于唐军将士而言，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李世民患病，肯定无法再指挥作战。于是，李世民将军中事务，以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了唐军的副统帅：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在李世民养病期间，由刘文静、殷开山负责指挥唐军。

    但是，李世民也不是完全就能放心养病。他担心，自己这一病，先前制定的疲敌之计，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万一刘文静、殷开山等将帅，不遵军令，擅自出击，那么，自己所精心制定的疲敌之计，也将前功尽弃。所以，李世民在养病之前，对刘文静、殷开山等人千叮咛万嘱咐，告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差，当为君取之。(《旧唐书·刘文静传》)

    李世民早就看出了薛举的短板，西秦军队粮草不足，士卒疲敝。只要唐军将士保持足够的耐心，奉行坚壁清野，稳扎稳打的疲敌之计，消耗西秦军队的有生力量，打败薛举也就指日可待。

    然而，在李世民走后，刘文静等人却将李世民的忠告，抛在脑后。刘文静是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同时也是李世民秦王集团的重要谋士。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在军事上得力的助手。

    当初，李渊决定在太原起兵，为了稳住突厥，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刘文静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了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当即委派大将康鞘利，率领两千突厥铁骑，帮助李渊攻打关中，同时又献上了一千匹良马。刘文静出色地完成了联络突厥的任务，不仅解决了李渊起兵的后顾之忧，而且又为李渊起兵争取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之后，刘文静一路跟随李渊起兵，从太原一直挺进关中。在这个过程中，刘文静屡建军功。尤其，在对付镇守河东郡的隋将屈突通时，刘文静巧施妙计，袭破屈突通，保证了李渊可以顺利向关中进军，平定了新安以西大片地区，迫使屈突通归降李渊。李渊占据长安后，论功行赏，刘文静升任大丞相府司马，进授光禄大夫，封鲁国公。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拜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同时位列宰相。作为太原元谋的重要功臣，刘文静与秦王李世民、裴寂一起获得一项“特恕二死”的特权，可见，刘文静当时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且，刘文静还是李世民的心腹谋士。

    按照常理，刘文静也是为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务虚之辈。更何况，此次李世民率军迎击西秦，刘文静正好是李世民的元帅长史，相当于唐军的副统帅。而且，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刘文静一直和李世民心有灵犀。所以，刘文静没有理由质疑李世民的决策，犯下兵家大忌。

    起初，刘文静还是严格遵从李世民的叮嘱，坚守不出，与薛举进行拉锯战。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刘文静架不住手下将领的怂恿。在这些将领的怂恿下，刘文静脑子一热，竟然犯了和李密一样的错误：轻敌冒进，仓促出击。正是由于刘文静的意气用事，才导致了唐军在与西秦的第一次对垒中，意外落败。

    那么，究竟是谁怂恿刘文静呢？司马殷开山。李世民在养病之前，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刘文静、殷开山二人，告诫二人，万不可轻易出击。刘文静自然是领会了秦王的意图，可是，殷开山就不一样了，他没有李世民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