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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只不过处置方式倒是可以灵活些，免得赚了臊身上。

    这两个变化面对着“满足了多数人的利益便不一定没有人反对”的事实，事情就显得玄乎，即“运”。对于“运”，人该是有预感的。

    那一段，我总是面热心跳莫名其妙地慌乱不已，医生肯定地说，这不是病，或许太累了，为了全县父老。难免要少不了这样的阿谀奉承，往常听惯了倒也觉不出什么，现在却愈加让我慌乱不已。

    果然，便出了事——新落成的商贸大厦失火了，死了三十几号人。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而且是由我亲自抓的项目。

    我自信在这个项目上自己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总经理这个龟儿子，这是个无赖，一向因了与书记的姐夫郎舅的关系而趾高气扬，我瞧不起他，却又必须容忍他，我认为这是风度。大火扑灭之后，我便差人找他，遍寻不见，我原以为这个肥猪也死了，不料这龟儿子竟跑了。

    书记不是个没有良心的人，紧急常委会上他首先为我开脱了责任，而且坚决不同意如实上报，虽然也有几位，当然也包括我不同意，但他使用了表决程序，不同意的也只有同意了。这是原则。我太累了，有些稀里糊涂。

    且不可等闲了传媒的作用，未及我完全清醒过来，已然传遍了全国。我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前途，也因为犯罪感。

    调查组来了，我莫名其妙地打了岳父的电话，打通了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岳父倒象是理解我，说他的那个关系死了，没死也不见得能保得了我，这是个坎儿，要冷静。

    我必须要冷静，可又怎么能冷静得了？象是一艘船，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又跌入深谷。我再也没有什么动作，几乎是在漂泊中等死一般度过了这段时光。

    ——处理决定下来了，书记的舅哥批捕了，我被调任人大主任，虽说是平调，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比起被免职的那位副县长倒是强了许多。

    据说，这个结果也是书记竭力运作的结果，他本人也被记了大过。

    这已经是个不错的结局了，他比我强，竟没有茫然无措。我想感激他，却不知说些什么，只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而他却难得的淡然。

    这就是水平上的差别，虽然我已许久没有肢体上的这种外露，但我终究没经得住考验，我不得不服他。

    到了人大，倒是清净了许多，而且没有狗眼看人低的那种人物出现。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种狗东西作一下介绍以便于兄弟们警惕：这种狗东西是无孔不入的，之所以称之为狗东西就是因为它时而能够象狗一样舔屁股，时而又趾高气扬起来，冲人汪汪不停，不敢下口，却惹人厌。这算是一种功能，具备了此等功能，经常地会得到好处，但长远就不行了。

    这一段里肯定也不是没有，或许因为我太过恬淡而没有感觉，恬淡显然是对付这种狗东西最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因为恬然，我定不去求他们，又何苦要自寻烦恼呢？只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又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我不甘心，这种难得的清净无疑助长了我的不甘心。

    我努力地劝着自己，这个念头却日益强烈起来。强烈起来，我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我已无计可施了，无计可施的无奈最容易转化为颓废，颓废就颓废吧，反正无计可施。

    也不是没有办法，经历分明在告诉我，心理问题必须要靠时间来医治，或许还有一点点希望吧，只是我还没有发觉。

    这样的挣扎当然无助于根治越来越浓的颓废，然而，正当我欲被颓废完全吞噬的时候，却突然涌上了这样的念头：我是有罪的，这样的结果已是不错了。

    既然喜欢恬淡的生活，又何苦去争呢？这样的念头虽让我冷汗淋漓，却无法说服我。

    某夜，一个更强的声音突然来质问我，难道人大就不能工作吗？我豁然而醒，自此，居然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而且因为工作竟也让自己心安下来，原来自己居然还有深深地愧疚，这是个意外的发现，我在赎罪。

    命运当真是不可捉摸的，千万别以为自己便能掌握了命运，尤其在我们这个行当。一年之后，我居然被提拔做了副市长，而且跨过了由县长至********的角色转换。这是个不可思议的结果，直到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之后，我仍是似是而非。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运作过的提拔，可别再象现实中“代县长”那次那样。

    我猜书记必是早已探知了这个结果，难怪他那几天跑人大跑得勤了，而且对我甚是讨好。原以为失火案还会有什么反复，不料竟是这么个结果！兀自惊疑不定，但分明地，我已感受到了他嫉妒的目光，因为这原是他竭力谋取的职位，反而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又忙碌起来，但我没有忘了根本，当他冲我急步走来的时候，我快步迎上去，当手握到一起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仍比他多站了一级台阶，以致于自己略矮于他的身材反高出了半截。

    后来，据说是我岳父的那位朋友的儿子帮了我。又据说，我岳父找过他。他竟是比老子更有魄力，更讲义气。我问了岳父他的电话，我觉得自己沾了恩惠该给人打个电话。

    岳父也一改常态，说全给你了。

    他愈见不行了，我却说，又怎么会呢？心里确也这样想的。

    电话一打即通，听得出来，这是个爽快人，他说，好好干吧，兄弟，毕竟年轻，有前途。

    四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能算年轻呢？我谦虚着，却已类似于妄语了。因为他更年轻，据说，还不到四十岁，已是副部级，不过，只是相当，因为他是经商的。

    他说，我才不屑做那劳什子官哩。

    我沉默了，直至挂了电话。不当官？又能干什么呢？我想着，便劝自己该想想如何干了。

    至于怎么干，相信兄弟们定已猜出了个八九，便不再赘述，只说我莫名其妙地又涌上了一股担忧：我正分管着全市的城建工作，与他所从事的恰一致，莫非……？要不然，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客气？越想越真，我开始恐惧起来，眼前尽是报道中的那些落马者的形象——我是不能不办的，但若办了……我不敢想下去，我甚至开始怕听电话，唯恐是他，却一直不是他，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但我还是怕。

    说到这里，政治家变得苦涩起来，自我解嘲道，反正是“假如”呗，倒总算畅酣淋漓了一番，现实中少有这样的机会。说完，停顿了许久，神色竟又恢复了些，只听他说道，还是听从组织的安排吧，反正都是工作呗。

    难道果真能出现“假如”那样的戏剧场面吗？兄弟们纷纷猜测着，因为与他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兄弟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若是他说服从组织安排的话，必已有了几成的把握，否则，他宁肯闭口不谈。

    或许果因为工作，他成了一个极富修养的人，兄弟们都盼着这样的结局，而他此时已恢复了常态，冷一样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