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6） (第2/2页)

一点过渡期都没有，甚至是充当诱因的事件也找不到，就算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没能让一向精明的西太后起疑心，但是作为一个从二十七岁开始就在这个国家最顶端的地位，面对或明或暗，觊觎这个最高权力的敌人们，一路摸爬滚打到小四十岁这个黄金年龄的西太后不应该连基本的防人之心都没有，就算是普通人遇到什么始料未及之事都会掐一下大腿来检验检验自己遇到的好事是不是黄粱一梦。

    载淳和沈哲此时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西太后有没有掐过自己的大腿，机敏谨慎如西太后自然是分得清楚自己的状态时清醒还是昏睡，她所要怀疑的应该是自己儿子的举动是不是慈安太后或是别的什么人策划的一次阴谋，至少在这样彻底放权，自己不顾圆明园残垣断壁的恶劣条件和不远处万国公馆没日没夜的工程噪音，跑到城郊避暑之前，应该有一个必要的试探。

    载淳和沈哲虽未就此事有过什么交流，但在这个特殊时候也不约而同地仔仔细细回顾这几个越来各自的经历，最终得到一致结果——圣母皇太后还尚未对他们的忠诚度进行测试。

    对于这样一个试探，载淳与沈哲都没有抱过侥幸心理，因为这与慈禧太后本人喜不喜欢谁，信不信任谁无关，而仅仅是一个她已经可以不经过思考就立刻付诸执行的固定流程罢了，既然是习惯，那就更加不可能因为载淳是她的亲生儿子就可以幸免这一试。

    如果说这样的试探还没有发生过甚至是一点蛛丝马迹的预兆都没有让二人捕捉到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这几个月中饱尝爱子失而复得喜悦的慈禧还在第一阶段中没有缓过来，这次之所以放弃和儿子独处的机会一定要出宫避暑，而选址也不是爱新觉罗家族专用的避暑胜地——承德避暑山庄，而是不远处的圆明园，说圣母皇太后仍然处在盲目的兴奋状态，像任何一个普通的母亲一样想给自己的儿子一个历练的机会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载淳和沈哲谁也不敢把身家压在这个成功率明显低于失败率的赌注上，比起这个很具有人情味儿的假设，他们更加愿意相信——有意撤出紫禁城就是圣母皇太后对他们不动声色地试探，他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西太后的眼线，载淳的一举一动说不定早已被写成了奏折在每天的固定时间被送到了城郊的颐和园。

    想到这里，载淳也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只要是不是鸡毛蒜皮写出来都浪费纸张的小事或者当真是十万火急片刻不得耽误的事务，载淳必定要差人将奏折再送到颐和园请圣母皇太后参详，圣母皇太后被载淳哄得高兴，也就将把决策权又还给载淳，时不时还要告诫载淳得自己拿主意，不要总是指望着这个母亲，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猜测年轻气盛的载淳会不会不识好歹真的就借坡下驴，趁这个“机会”，妄图夺权，但是载淳这次却出乎众人预料地从来也没把自己亲娘这话当真，虽然是跟西太后认了错，但奏折是照送不误，最多就是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

    沈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得不佩服载淳的手段，比起他所了解的那个光绪皇帝虽然生存条件没有载淳优越，但未必就成了逆境造就的人才，至少在揣度慈禧心意，察言观色的功夫上，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不只如此，就算是召大臣议政，载淳也是相当注意，尤其是对他的第一幕府沈哲，能不召见就不召见，就算是一定要召见也定然是加上恭亲王、醇亲王和数个大学士来当掩体。而沈哲这边对同治皇帝的举动的深意亦是深谙其道，人前人后，都是丝毫不避讳地以“后党”自居，连恭亲王都因此和他开始保持距离，君臣二人一唱一和，几近让颐和园的圣母皇太后觉得自己已是高枕无忧。

    因此，在这个大事将成的节骨眼上，同治皇帝突然召他议事让沈哲觉得有些蹊跷，一般来说无论什么偏离原本轨迹都需要外力作用，而紫禁城里唯一能带来外力的就是各级官员上书的奏折，但沈哲在第一时间就把这条假设否定了，早上的奏折他借着“转交”的名义送去给恭亲王的时候随便翻了两下，大致浏览了一番，印象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左思右想后最终发现，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话，大概也只有刚刚在军纪出引起了sao动的“荀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