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陕甘回乱（一） (第1/2页)

    安顿好了自己东边的邻居——日本，同治便把注意力又重新放回了国内，因为朝廷的大军眼下正在与贼匪激战，朝廷可支配的财用几尽枯竭，而能为自己出主意的户部尚书又多日称病不朝，同治正在考虑是否提前起用光绪朝的理财能手，后来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呢，真是的，巧妇难为无米之饮，穷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与同治皇帝的愁容满面相比左宗棠的西进倒是顺利的多，说起陕甘回乱，其时在同治元年就已经有所征兆了，西北诸省是我国*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七回三，甘****三回七”。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隆、门源等地也都成为*聚居的地方。

    中国*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然而，朝廷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此外，在政治上*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当权者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主人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

    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则认为是*“越界砍竹”恫吓说，“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十以一抵”。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