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林云居士的评范仲淹：志不能成终屈大名 (第3/3页)

革之声连成1片的情况。吏治是必须整顿，但那么急、那么快、那么随意，令90%以上公务员没有任何缓冲和准备的情况下立即丢官，让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顿时减少90%，使全天下读书人1下看不到希望，社会怎么稳定。我很不同意，一说到百姓就专指穷人、农民、草根，穷人、农民、草根固然是中国百姓的大部分，但士人（知识分子）、富人、精英就不是百姓的1部分吗？百姓既包括全体封建主义劳动者、封建主义事业建设者也包括拥护封建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大宋王朝统一的爱国者。但是改革者们为了快速地推进改革，往往借口改革总要有人牲牺，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中1部分百姓的利益。比如说，取消奥数。奥数应不应该取消不作讨论，暂且认为应取消吧。1些省，原本奥数获奖者，高考加分，突然说取消就取消。那些从高一甚至小学就开始主攻奥数而减少其他课目学习的高三学生怎么办？总要给个一两年缓冲。朱鎔基总理以前主导工人下岗分流，就做好了他们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否则，随随便便牺牲上亿工人利益，那安定团结就不要想要了。稳定永远是大局。

    二是其他老百姓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可能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厚农桑”等措施并未实施。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虽然很有必要。但如何对官员进行考核，范仲淹做得简单粗暴，把当时地方高级官员名单拿过来一看，认为不合适的一律红笔一勾，就算撤职了。富弼对范仲淹道：“你这样随便一勾容易，可知道人家1大家人都要哭啦。”范仲淹回答的气贯长虹。他说：“1家哭总比1路哭强吧。”问题在于，范仲淹和派往各地考查干部的钦差，考核干部都没有一个标准，把哪些人勾掉，哪些人不勾掉，全凭个人感觉好恶，那就未必真正能做到庸者下，能者上。连包青天就都上奏《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很能说明问题。均公田实际上是********，如果不建立起1套有效的普遍的民主监督机制和透明的惩办机制，只会高薪养贪。当然，这种有效的监督和惩办机制的建立，对于范仲淹来说，是1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减徭役，减了几个县邑能省多少徭役？而且对当时害民不轻的募役法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精贡举改得也不深入不彻底。加上改革时间又实在太短，改革成果还没显现就结束了，总之广大老百姓没有从庆历革新中受到多少利益。当然这些范仲淹是不能控制或超出能力范围了。

    三是急功近利。庆历3年(西元1043年)9月底，本来范仲淹还没准备好，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特地打开天章阁再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天章阁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从未在此接见大臣，可谓礼遇空前。在天章阁，焦急的仁宗赐他们坐在自己对面，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亲手将纸笔递交给这几位，催促他们写出方案。过了几天，仁宗又亲笔写下手诏，催他们快办。这场改革的方案就这样在仁宗皇帝急切催促下写就。方案刚刚拟定之后，没有经过认真研究，没有充分做好事前准务，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诏颁布实行。对施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如州县官吏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各衙门的正常秩序被破坏，官吏竟相争官等，因没有思想准备而不能采取措施加以应变。这种主张速变的改革，缺少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的条理。改革的成功，依赖于上轨道之社会基础的支持，而这种社会基础的培养绝不是1朝1夕就能完成的。范仲淹把改革变成1个手段，希图借此促进理想社会基础的建设，不能不说是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这种缺乏统筹全局的改革，一时政令频出，大大超出社会所能承受限度；政令的仓促出台也难免彼此间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在破坏旧制的同时，不能立刻提出可行的建设方案，开始一厢情愿所设计的体系往往同现实不相吻合。于是，在破坏和建设中间容易出现社会秩序的失控状态。

    四是党同伐异，有害于国。内侍蓝元震上书：“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四人得时”，“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他们的说法。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1党，怯懦的人也自为1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jianian。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欧阳修更是写了1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其实没有哪1党1派不说自己是君子的，而且既然结党，必有私利，党派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私性和排他性。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庆历新政时，直接指责范仲淹引发的党争风潮，开宋代党争之渐，导致了北宋灭亡。

    庆历革新再1次证明，能够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搏得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和赏识，是变法取得成功的不可否缺的关键因素。做不到这1点，哪怕贤德如范仲淹也很难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