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二） (第4/16页)

两汉学者所传之《礼》，经有三而记无算‘之说。

    《记》尽管没有经的地位，但依然受到汉儒重视。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会议上，闻人通汉、戴圣在发言中就引用了《记》。当时许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记》的选辑本。经过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形成了《大戴礼》和《小戴礼》两种比较权威的辑本。郑玄《六艺论》说，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传授礼学，‘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大小戴《礼记》与古文《记》是怎样的关系，郑玄没有提到。晋人陈邵在《周礼论序》提出《小戴礼》是删《大戴礼》而成的说法：‘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诸家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隋书经籍志》大体沿袭此说，但又说马融在《小戴礼记》中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等三篇，所以才有四十九篇之数。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漏洞很多。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沈钦韩、陈寿祺、毛奇龄，以及洪业等都曾加以驳斥，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若如其说，则二书篇目应该完全不同。但是，今天见存的大、小戴《礼记》中都有《哀公问》和《投壶》。此外，《曲礼》、《礼器》、《祭法》、《祭义》、《文王世子》、《曾子问》、《间传》、《檀弓》、《王制》是《小戴记》篇名，而《汉书》、《五经异义》、《白虎通》、《毛诗》等引及时，称引自《大戴记》。说明它们也为大、小戴《礼记》所共有。

    其次，《汉书曹褒传》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礼‘是后仓弟子庆普所传之礼。庆普与二戴是同时代人，而庆氏礼已有四十九篇之数。《后汉书桥玄传》说戴圣的弟子桥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四十九篇之数在马融之前已有。而刘歆《别录》的《礼记》篇目中有《乐记》，可见《乐记》也非马融所增。

    再次，大、小戴是武帝、宣帝时人，刘歆是哀帝、平帝时人。二戴怎么可能去删刘歆编次的《礼记》？此外，《大戴记》文字多有见于《小戴记》的，如《曾子大孝》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见于《小戴礼》的《杂记》。《朝事》与《聘义》，《本事》与《丧服四制》也颇有相同之处。如果说小戴为‘去其繁重‘而删大戴，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2:02回复此发言

    36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

    许慎《五经异义》多次引及《记》，但不称‘大戴‘、‘小戴‘，而称‘礼戴‘或‘大戴‘。洪业先生认为，可能最初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因为收录的篇数多，故称《大戴记》。‘大戴礼‘，犹言‘增广戴礼‘。东汉末，郑玄作《三礼注》，《礼记》取的是《小戴礼》，也就是今天的《礼记》。郑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礼记》由此摆脱了经的附庸地位，一跃而与《周礼》、《仪礼》并列。《大戴礼》由此一落千丈，虽然有北周的卢辩为之作注，但很少有人传习，到唐代就亡佚大半，仅剩三十九篇。

    二、《礼记》的分类与作者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庞杂，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目录》分之为九类：

    1、通论十六篇：《檀弓上》、《檀弓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2、丧服十一篇：《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杂记下》、《丧大记》、《问丧》、《服问》、《奔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3、吉礼七篇《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投壶》

    4、制度六篇：《曲礼上》、《曲礼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

    5、祭礼四篇：《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6、明堂阴阳二篇：《月令》、《名堂位》

    7、世子法一篇：《文王世子》

    8、子法一篇：《内则》

    9、乐记一篇：《乐记》

    四十九篇不出于一人之手，各篇的作者，学者间颇有异说。《汉书艺文志》礼类‘《记》百三十一篇‘下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认为是孔门弟子各记所闻而成，但没有谈到各篇的具体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梁朝学者沈约之说：‘《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

    但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说是‘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徐坚《初学记》说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出于七十子之徒，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说：‘《礼记》诸篇，或孔门之后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议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礼记》‘孔子说，七十二子共撰所闻以为之记，及秦汉诸儒录所记以成编，多非孔子之言，凡‘子曰‘者，多假托。‘

    近人沈从文先生曾长期从事文物工作，他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来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176页引）有关《礼记》作者和年代的争论，旷代持久，长期不能定于一说。笔者认为，《礼记》中属于‘吉礼‘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的各篇，内容依附于《仪礼》；属于‘丧服‘和‘祭礼‘的各篇，内容也与《仪礼》的丧祭之礼一贯；因此他们的年代当与《仪礼》不离左右。《曲礼》、《礼器》、《少仪》、《深衣》、《乐记》、《内则》等篇，学者多信为孔门弟子之作。‘通论‘的各篇的年代一直有争议。

    近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缁衣》基本相同。此外又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语，与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意思一致，证明沈约‘《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的说法大致可信。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竹书，其中不仅有《缁衣》、《性自命出》篇，而且有《礼记》中的《孔子闲居》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篇。两批楚竹书与大小戴《礼记》的文字相同、类似，或者可以互相印证的地方很多。据此可以推断，‘通论‘各篇当如班固所说，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者‘，也是先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