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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舆地图》是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原图碑已佚,其拓片现存于日本京都栗棘庵。《舆地图》由左右两幅合并而成,绘于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的浙江明州(今宁波市),绘图人不详。1266年日本僧人白云惠晓佛照禅师来明州端岩寺学法,1279年将《舆地图》拓片带回日本,流传至今。本图的地理范围包括宋朝疆域内的政区名称,东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韦,西北部的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南部的印度、阁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大体上涵盖了当时所知道的天下地理范围。《舆地图》北部和东北部绘有森林符号,注有“松林数千里”字样。地名之间多用线条连接,表示有道路可以通行。东部海域绘有两条海路:一条沿海岸北上,叫“过沙路”,一条向东延伸到日本,叫“大洋路”。“现存古代地图中,绘有海上交通路线的,以本图为最早”(13)。 3、沈括及其制图学说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杭州市)人。他曾参与沭水、汴渠的测量与治理,曾绘制过宋辽边境地图、边防立体地图、《守令图》。在他晚年著述的《梦溪笔谈》中有地理学地图学20条。沈括结合绘制《守令图》的实践,在《梦溪笔谈·补笔谈》系统地叙述了所依据的制图原则或使用的方法。他说:“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循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经专家考证(15),上述引文有误,应改为“又立准望,互融旁验高下、方斜、迂直之法,以鸟飞之数”,其中“旁验”是动词。这样,为了得到两地的直线距离就要对步量的“道里”进行高下、方斜、迂直检验与改正,这与裴秀提出的“道里、高下、方斜、迂直”是相吻合的,也符合沈括在《进守令图表》中所说的“参更四方之论,该备六体”的意思。在图上正确确定某地的相对位置,不仅需要它与周边地点的距离,还需要“准望”。裴秀时代,强调“四至八到”,即要求标定4至8个方位。而沈括则用“二十四至”去表示和确定相对位置。他在《梦溪笔谈·补笔谈》说,“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显然,用24个方位来确定一个地点在图上的位置,其精度很高,以此复制地图达到毫发无差的地步。可见,沈括是继裴秀之后系统记述制图方法的制图专家,其学说是对裴秀制图六体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沈括对中国古代制图学的贡献。 4、走向多样化的制图特点 宋代的军事制图明显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内容上,出现了描绘天下地理的舆地图(华夷图),描绘全国政区的郡县图(守令图),描绘全国交通的转运图,描绘战区形势的设防图(城寨图),描绘边境地区的对境图,描绘城堡建设和设防的城防图,描绘宫殿建筑的平面图等。在形式上,出现了彩绘山水的多色图与单色图并存,专题图与地志插图(附图)并存,单幅图与图集并存,大幅面地图与指掌图并存的局面。在绘图介质上,出现了绢制地图、纸制地图、木制地图、石刻地图等。 绢制地图是印制在丝织品上的地图。丝织品是自秦汉以来的传统的制图介质,宋代制作的大幅面地图一般都使用绢。《淳化天下图》幅面巨大,竟用绢百匹。绢制地图在宋代是最常见的。 纸制地图是印制在纸张上的地图。刻板印刷技术在宋代被开创性地用于地图印刷,出现了刻板印刷的纸制地图。事实证明,刻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相结合成为印刷图志的可行方法。刻板印刷能够比较多的复制地图,所以宋代的印刷地图有些流传下来了。现存最早的图经中的刻印地图是南宋时期的《严州图经图》。此外,还有淳熙四年(1177)刻印的程大昌绘制的《禹贡山川地理图》31幅图。在《禹贡山川地理图·序言》中指出:“臣今稽求先儒旧说,各以其语先为之图,从而辩证其误。旧说既竟,乃出臣愚见,为图以缀其后。……图以色别,青为水,黄为河,红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其用雌黄为识者,则就说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说明《禹贡山川地理图》是多色地图集。《禹贡论·跋》指出:刻印时原来的多色图变成了单色图,即“凡所画之图,以青为水者,今以黑色与水波别之;以黄为水者,今以双黑线别之;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者,今以单黑线别之;旧说未安,皆识之以雌黄者,今以双路断线别之”。 木刻地图是使用木板雕刻或用木屑、熔蜡等堆制的立体地图。《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记述:“1075年,沈括在观察边防地区时,曾用木屑、面糊堆捏地形,‘写其山川道路’,后因天寒又改用熔蜡制作成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至官所’后,沈括又把它复制成木刻的立体地图,上呈朝廷。沈括的这一方法立刻受到重视与推广,使‘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南宋的黄裳也制作过木刻地图。王应麟在《玉海》中引用《朱文公(熹)集·答李季章书》:“又闻黄文叔(裳)顷年尝作地理木图以献,其家必有原样,……或恐太大,难以寄远,即依谢庄《木方丈图》,以两三路为一图,而旁设牝牡(榫头),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识,以相离合。”说明黄裳献给朝廷的木刻地理图是能够分合拼装的。另外,朱熹在谈到黄裳的木刻地图时,还提到了他用胶泥堆制的地图模型。
石刻地图是刻绘在石质材料上的地图。宋代石刻地图流传下来的较多,既有天下图如《华夷图》、全国图如《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地理图》,也有区域图、城区图、宫殿图等。《华夷图》、《禹迹图》是宋代著名的石刻地图,分别刻在一块90厘米×88厘米×18厘米石碑的两面,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为1136年刻石。《华夷图》幅面为79×77厘米,以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蓝本绘制,是以宋代疆域为中心的包括周边国家的地图。图上注有“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由此可知,石刻《华夷图》是唐代《海内华夷图》的缩绘。碑林的《禹迹图》是金灭北宋后伪齐国的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制的。绘制时间在元丰四年(1081)至绍圣元年(1094)之间。图纵79厘米,横77厘米,纵73方,横70方,共5110方。图上注明“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