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奴婢地位 (第2/3页)

同，奴婢没有独立的名籍，没有被编成符伍，被当做民之资材、私贱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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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日]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译本第3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日]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泽本第33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关于汉唐奴婢法律地位规定的异同。

    从史料反映看，汉唐时期法律上对奴婢的规定，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又有所不同。这里试举几例：《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载：“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腰斩。”

    在该事件中，赵京兆欲以魏丞相夫人杀害侍婢事胁迫魏丞相，达到其报复魏丞相的目的。看来魏丞相夫人致死该侍婢是实，但问题关键之处在于魏夫人是故杀一一即贼杀，还是惩罚过当一一即过失杀婢。赵君企图以故意杀婢的罪名治魏丞相及其夫人之罪。但经核实在场其他奴婢，侍婢“实不以兵刃杀也”。以兵刃杀，即故意杀害。而此言背后则是：若因笞、杖决罚致死，并不为罪。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亦载：“地节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过，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杀之府舍……广汉即上书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广汉知事迫切，遂自将吏卒突人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以杀奴婢事……事下廷尉治罪，实丞相自以过谴斥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广汉言。”再如《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传》载：缪王刘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

    通过以上事例可见，在汉代，杀奴婢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即使贵为丞相夫人，故杀奴婢也难免被追究责任。这与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多杀害奴婢之事而不受追究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也可以看出：如果属于过失或惩罚过当杀害奴婢，在汉代并不是严重犯法。新发表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规定：“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①可见，只要不是“故意”打死奴婢，主人只要出钱赎罪即可。

    这条法律规定，唐代显然继承下来，这当是《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律》中“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这一律文在汉代的源头。不过，唐代的处罚比之汉代的规定更轻了，主人处罚死奴婢，不要交赎金，基本不要负有多少责任。

    从法律规定来看，汉代奴婢身份地位比唐代要高，在实际生活中亦是如此。如汉哀帝时，王莽“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②祝良为雒阳令，“常侍樊丰妻杀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杀之”。③首乡侯段普曾孙胜坐杀婢，国除。④再如其它如邵侯顺和梁王立以杀奴而被夺爵；⑤将陵侯史子回妻因杀侍婢而论弃市；⑥缪王元因杀奴婢、胁迫奴婢殉葬而受到“不宜立嗣”的处罚等，⑦都说明汉代对杀奴事处罚颇严。

    汉光武帝十一年诏明确规定：“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⑧在法律上将奴婢与自由人人身侵犯的地位拉平了。八月癸亥诏曰：“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皆有免奴婢为庶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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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

    ②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③

    《东观汉记》卷二十《祝良传》。

    ④

    《东观汉记》卷二一《段普传》。

    ⑤

    《汉书》卷十五《王子侯表》。

    ⑥

    《史记》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先生补。

    ⑦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

    ⑧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与汉代相比，中古时期杀奴婢是可以减罪的。唐律明确规定，主人杀奴婢可以减罪四等，故意杀奴婢仅处徒刑一年，过失杀奴婢无罪。而奴婢殴伤主人，即使是过失伤主，也要被处以绞刑，①很显然，就法律规定而言，中古时期奴婢的地位显然比汉光武帝时要低。

    从奴婢诉讼权利来看，《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规定：“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伦。疏议曰：部曲奴婢，主不为隐，听为主隐，非谋叛以上，并不坐。”《唐律疏议》卷二载：“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除“十恶”罪外，奴婢不许告主。否则处以绞刑。

    先秦时代，奴婢是不可能拥有诉讼权的，从当时奴婢大多与罪隶身份一致、而受过宫、劓、刖、膑诸刑者一般被摒弃于正常社会秩序以外的情况来看，奴婢不可能有告主权利。秦汉时代，一般情况下奴婢仍不能诉主。前文举秦简《法律问答》即规定了“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②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亦有“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③的规定。

    唐律中“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当源于秦汉律。④

    汉代奴婢一般仍是诉讼关系中的权利客体，如“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听。”⑤奴婢之所以不能成为被告，是因为他不是法律诉讼关系中的主体。不能负有刑事诉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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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律疏议》卷二二《斗讼》。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6页。

    ③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第151页。

    ④《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

    ⑤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第138页。

    但在法律实践中，汉代奴婢的地位已处于变化之中，如前引汉光武帝诏令，多次规定不许杀**婢，“杀奴婢不得减罪”。在汉代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些奴婢开始有了一些权利主体的能力。<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载：“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时人评价刁间“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该史料中的豪奴，主人使其经营鱼盐商业，看来其行动是比较自由的。正由于其有一定的经营权利，方能尽其力而自饶。

    据东汉出土的《建宁四年孙成买地铅券》载：“建宁四年九月戊午朔廿八日乙酉，左驭厩官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卖(买)所名有广德亭部罗佰田一町，贾(价)钱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比张少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田中若有死尸，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祖、皆知券约，沽酒各半。……”①

    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