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第二次斗争〔2〕 (第1/2页)

    虽说铁饭碗漏个眼儿，但并不耽误吃饭。

    人只要一填饱了肚子，往往就会想入非非。

    比如说我，本来是一坨臭不可闻的狗屎，自己却一点不觉得臭。

    这也难怪，吃粪球长大的屎壳郎，哪知道粑粑有多臭。既然我已经分不清香臭，也就掂量不出自己二斤八两的身子，所以该要脸面的满月酒一定要摆的。清明，毕竟是我的唯一一个孩子，不仅是自己生命延续的一个象征，也是我作为男人体现在世界上的唯一价值。

    啥叫摆酒，其实就是摆一个人气，需要有客人前来给你捧场助兴。

    很显然，现在我已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原先在单位里攒下那一点人脉，眼前肯定是指望不上，其中差我礼钱的两个半人，人家赶在我放假之前，主动找上门来把礼金还了。堤外损失堤内补，姨娘不借找老舅。好在我们家人丁兴旺发达，七大姑八大姨、三叔二大爷凑到一块，足可以坐满三桌，再加上几个山猫野兽、狐朋狗友，还是能办个三、五桌酒席。

    春暖花开的一个下午，满月酒也如期而至。大嫂家屋里地方大，摆了两桌，院子当中还摆了一桌。另外一桌摆我屋里，一桌摆在小院。我屋里那桌是今天宴席的主桌，坐席的有高堂之主的我娘和高粱红她妈，还刻意安排了安和我大姐、大姐夫、大哥、大嫂等人。

    人们常说：

    佳肴美酒引人醉，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其实在开席之前，高粱红她妈一行人还没有莅临我家之时，我再次成为家里人众矢之的的靶子，那情形和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一样，他们又再为我放长假的事而大发议论。自从我诞生以来，大辩论就成了我家生活中的常态。按照毛主席所说“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可以变好事”的理论，参与讨论的人也立刻形成“好事派”和“坏事派”两个对立阵营。

    毋庸置疑，“好事派”的一方以我二姐为全权代表。

    她说：“我看放假也不是啥坏事，毛主席说‘坏事是可以向好事转化的’。备不住这一转化，没准会转化出好事呢。不是说祸里含着福嘛。看看现在大趋势，哪个人还有心思去上班，只有傻子才干等着那俩死钱！有点本事的人都在外面混，干啥不能对付俩钱花！”

    可能二姐夫听不下去了，他悄悄扒拉一下二姐。

    但大姐却赞同道：“你扒拉桂花干啥？我看她说得有道理。”

    毫无疑问，“坏事派”的一方以我大姐夫一个人为代表。

    只是岁月无情，大姐夫也已经变老了，人早从纺织厂工会主席位置退下来，再熬一年就该退休回家了。然而难改积习，习以为常。他还是从前一副老样子，依旧保持着小领导的一番风范，遣词造句波澜不惊，表述慢条斯理，连语音也四平八稳，方方面面都顾及到。

    他先分析说：“世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单纯绝对的，具体问题一定要做特殊分析，首先要分析清楚这件坏事到底有多坏。比如说，一个人都坏到了掉胳膊断腿的程度，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是件好事，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坏事，也根本不可能再向好事那一边转化。”

    见大家没啥反应，他又说：“别瞧着现在上班挣得少，谁又能预见将来也挣得少？照我看没一个人能够预见到，说不定十年八年以后，就是你想上班还没有班可上呢！我们看事情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虽说现在那些卖青菜、倒腾鸡鸭的小买卖人，天天起早贪黑的多挣了俩钱也不假，可那毕竟是一个辛苦钱，这世上从来就没有靠卖苦大力的人能发财升官。”

    大家仍然没言语，他只好再总结道：“上班只是一个谋生的工作，究竟好还是不好，这要看对哪些人说，至少对于那些不能cao心的人来说，我看他们还是天天上班的好。”

    当然，在辩论中我大哥和大嫂也发表了各自高见。

    但是我没心情听他们胡言乱语，觉得这没一点实际意义。

    恰好在这时，屋门打开了，高粱红她妈和安一行人走了进来。

    大家一见重要的宾客莅临，即刻都住了声，连忙起身迎上去。随着一阵嘻嘻哈哈的寒暄之后，人们将话题也立刻转到今天的主角，我那个不谙人间世事的女儿——清明身上。

    宴席从下午五点钟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钟才告结束。

    席间，因为高粱红她妈从乡下远道赶来，我娘借着气氛，特别留她在家小住几日，顺便和自己闺女多亲近几日。高粱红很高兴，在边上缠着她妈。但是，她妈还是犹豫再三。安见状，赶紧凑上前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