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明代钱币 (第2/3页)

穆宗隆庆四年，铸行“隆庆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隆庆通宝钱制每文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隆庆时期铸钱比嘉靖时减少，当年两京铸钱仅二万贯，只及嘉靖时两京铸额的一半。

    明朝前期的这一阶段，因大力奉行宝钞政策，对铜钱控制严格，三番两次停铸，禁用，即使开禁也有限制，要不就收入内库，充作库存。所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民间私铸猖獗，可民间又因铜材缺乏，就用古钱，但古钱也有限，于是就私铸古钱，以作流通，这是因为私铸本朝钱币刑罚很重；二是促使白银使用普遍化，明时把银铸成马鞍形，名日“元宝”，也有其它形状，称“银锭”。

    铸钱量上升是在明神宗万历时期，这是明代铸钱的转折，也是明朝的转折。神宗万历四年，开铸“万历通宝”，此钱版本较多，万历小平钱为真书直读，大多背无文，少数背铸有文字或星月纹，但都较罕见。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万历通宝钱由两京及全国各省为铸行，两京铸金背、火漆，其它各地只许铸镟边。万历二十年援助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开支递增数十倍，但收入却减少近一半。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就是铸钱，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详见崇祯钱币）

    2、明末农民起义军钱币

    明朝末年的两位主要起义军领导人都铸造过自己的钱币。

    永昌通宝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自幼给地主家放羊，当过银川驿卒。后投身起义军，李自成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同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作残酷斗争，先后攻占了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后兵分两路，攻打明王朝的心脏——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下平阳，破汾州，驱太原，奔大同，沿着阳和，宣府直抵居庸关；另一路人马出井径，占大名，取真定，夹攻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偌大京城，一旦便破（《甲申纪事》赵士锦）。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尽。

    明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极重。大顺军在进攻北京时，就发出文告，揭露明朝腐朽的弊端，起义之初也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民间就传说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阎王，阎王来时不纳粮”，足见人民对这支起义军的厚望。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却逐渐失去了农民军本色，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部署，只满足于“均田免粮“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