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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前任会长和著名的学术研究者们，其中包括文伯特班杜拉、肯尼思克拉克、杰罗姆凯根、乔治米勒和马丁塞利格曼，在宾馆的房间里召开了干部会议。他们带着一股反叛精神和违抗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美国心理学会，主要为进行学术和科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好几百名科学家退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转而参加了美国心理学会，另有好几百人也参加了这个学会，但保留了他们原来的会籍。在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心理学会已经拥有6500名成员了，到1992年，成员数增长到了13000人。它现在比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人数少些，而且总是少得多，但它在成长之中，其领导人预计，其潜在的成员数在30000左右。

    今天，就跟一些离异夫妻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订立了临时协定一样，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不再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讦了。来自两个学会的代表曾就寻找可能的合作而进行过磋商。美国心理学协会甚至还提出要出版新美国心理学会会刊，即心理科学，尽管美国心理学会选择了另一位出版人，但它过去的主席，即查尔斯基斯勒给美国心理学协会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两个组织的确在进行竞争活动，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持有人，可是，今天，美国心理学会的成员却认为归属于两个组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心理学会会继续成长，并服务于科学大众。美国心理学协会每年也有增长，它的临床职业性成员的比例也总是大得多，可是，它会继续拥有许多学术科学性的成员，为他们出版刊物，并在华盛顿和其它地区维护他们的利益。

    如果说所有这些令人困惑，那么，它又怎么可能是另外的一副样子呢在心理学中，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也没有什么是清楚的，这个领域很好地反映了它所研究的混乱、复杂的人类思维。

    心理学与政治

    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中有六分之一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知识已经成为对我们的学校、工厂、诊所和精神病院以及部队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研究得出对人类天性更好的理解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其它许多科学不一样，心理学基本的研究并不能得出可销售的产品，也不是专为自己服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联邦政府资助，为的是公众利益。

    那么，联邦政府给予心理学研究多大的资助才算是合适的呢

    一年200亿美元

    100亿

    50亿

    实际数字为：不到5亿美元。

    心理学研究目前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到自然科学的九分之一，是生理学和农业科学的十一分之一，实际上只占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资助的百分之二。这比两艘太空飞船项目的造价稍高一点，比一只隐蔽轰炸机一半的造价稍高一点。私人基金，即心理学研究资助中另一个重要的来源，资助约3000万美元，不到联邦资助的十分之一。

    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定期派谴代表去国会山请求更多的资助，可是，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很大的障碍。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金的大部分来自酒、滥用药品和卫生保健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更少的一部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分支机构，再少一些的资助来自国立科学基金，其它零星的资助来自其它机构。这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而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之前提出要求，这会分散风险，但却意味着必须在各处开战，而没有任何总体的高水平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就像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宫，然后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那时候，费用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现代调查、微电极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和由一组组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纵向调查需要花相当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和太空旅行的研究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我们这个酷爱心理学，并极需要对它的了解，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的国家，却只为它花费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们会对罗马人摇头，他们花费巨额的资金建造城墙，修建道路和水渠，却没有努力研究土生罗马人不断下降的生育力和生产率。人们不禁怀疑，未来的动物会不会在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废墟时摇头哀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用在那么多的事情中，却不肯花钱研究人类的天性，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

    政府不仅在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当中十分吝啬，它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有时候是出于可佩服的理由，有时候却很不光彩。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在60年代民运扩张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了一些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把这些规定扩展到所有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规定尽管不是法律，但它们起着法律条款的作用，可以限制联邦政府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进行资助。关键的条款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过程以前，必须获取受试者在了解情况以后的同意。这种对人权值得赞扬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会使掩蔽心理学研究或者实验者目标的潜藏不可能进行。甚至要求掩蔽的、相对无害的实验也不可能进行了。

    经过数年痛苦的抗议，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在1981年大抵就不再起作用了，从这以后，掩蔽性研究又一次能够进行了。可是，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很多有可能会产生有价值成果的研究再没有人去设想，也没有人去试。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所言，哪怕在这些要求不再生效以后，“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在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实验人们不可能去想攻克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掩蔽，而这又会制造与机构复审委员会之间的麻烦。整条研究线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对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