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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第2/2页)
你想试试吗?想试试就跟他们说。要不然我替你跟他们说去?”
“不,不,我根本没骑过马,骑这生个子马就更不行了。”
看着这些勇士们在努力的拼搏,我们这些知青们现在只有做观众的份。“这里这么热闹。每年都要打马鬃吧?年年都这么热闹吗?”我问包玉龙。
“是啊,年年都这么热闹。不过每年都不在村里,都是在接羔站。今年是为让你们知识青年看看热闹才放到了村子里。不过要说热闹,这可不算热闹,你们没见那达慕大会,那才叫热闹呢!”早就听说过在内蒙古有个那达慕大会,今天听包玉龙提起,忍不住顺口问道:“那达慕也是每年都有吗?在哪儿开啊?”
“自治区每年都开一次那达慕大会,大都是在锡盟那边。过去咱们队里每年都派人参加,这几年搞内人党搞的,那达慕大会也不准时开了,咱们队也好几年没参加了。”包玉龙耐心的跟我讲着。
“锡盟?锡盟在哪儿?”我问。
“咱这内蒙古是从东到西一个长条,锡盟在西边呢,离咱这大概得有上千里路呢。那时候,咱们大队的马也参加过那达慕的赛马比赛,还得过冠军呢。”
“是吗?”包玉龙的话让我也感到自豪,毕竟我也算是这匹冠军马的家乡人。“当然了。咱们大队拿过两次冠军呢!”包玉龙也显得十分自豪,“前年,那时你们还没来呢,咱村里有一个叫却吉巴根的当年的牧主,骑着那两匹得过冠军的马一口气跑到外蒙。”听到这里,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咱这到外蒙有多远?”
“大概有三百多里地吧。你将来要是跟包游牧就会知道了。”
“三百里地骑一匹马不行吗?”我继续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要是不着急慢慢走就没问题。可他是叛逃啊,是偷着跑的,他怕人追上,就得快跑,争取一口气跑到外蒙,那样,一匹马就不行了,非得把马累死不可。”见我听得入神,包玉龙接着说:“两匹马,还要备两副鞍子,两匹马换着骑,跑一阵儿就换一匹马。”
“后来呢?他到外蒙了吗?”我问。
“到了!可是那边蒙古边防军不让他过去,把他扣在边防站了。后来,蒙古边防站打电话跟他们的领导联系,他们的领导最后又跟咱们这的公安局联系,咱们公安局就去人把他给领回来了,把他押到公安局去了。那两匹马也糟践了。”
“为什么?”
“骑马跑长道,到了地方必须要溜溜马,不然马腿就会淤血,马腿一淤血,那马就废了。你想啊,他骑了那么远的路,到了外蒙的边防站谁给他遛马,结果两匹马都淤血了。真可惜呀!那都是那达慕的冠军马啊!”
“后来那人怎么样了?就是那个叛逃的牧主。”我问。
“公安局把它押走关起来了,还没等判刑,他就得病死了,死在公安局关押他的地方了。”
“他往外蒙跑干嘛呢?到那找谁去?”我不解的问。
“他在那儿好像有亲戚吧,这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已经死了。他媳妇也改嫁了,这个家就算完了,没人了。他也没留下个儿女什么的。”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我看见了柯华。他正在与一群人说笑着。见到我,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伸手向我示意让我过去。
我跟包玉龙打了个招呼,向柯华走去。来到他身边,他对站在他旁边的石桩子说:“来,石桩子,咱玩打帽子啊。我打你的帽子,你也打我的帽子,看谁能把谁的帽子打掉在地下。”
谁知那个头儿比柯华高许多的石桩子一下就从自己的头上抓起帽子扔在了地上,人也躺在地上,嘴里高喊:“我输了,我输了,我认输还不行吗?”看到这里,我笑了。柯华瞧着我也得意的笑了。看看太阳,已经是中午时分,打马鬃的人们都去吃饭了。原来,打马鬃时队里管饭。杀了一头牛,三只羊。我得回食堂去做饭,见食堂的那口大锅不见了。不用询问就知道是被打马鬃的人拿去了。想想也是,要煮一头牛三只羊,没有足够大的锅是不行的。全村唯一的一口大锅就在食堂里。那口锅可真够大的,直径大概将近两米。
每天的饭好像都一样,没什么大的变化。唯一有变化的是牛奶。开始时,因为人多,牛奶不够喝,牛奶里面需要兑水或者米汤。后来,时间长了,牛奶开始有了剩余。我也就少兑水或者干脆不兑水了。起先,我也不知这变化的原因,直到有一天,在厕所里大便,我遇到了小寇。他说他自从停止喝牛奶就不拉稀了,还问我有没有拉过稀。我问他为什么要拉稀?他说,喝多了牛奶就拉稀。哦?有这回事吗?我即没少喝,也没拉稀。后来,与队里的蒙古大夫谈起此事,他告诉我说,牛奶不好消化,喝多了容易拉稀。这很正常。这就是让你们在牛奶里兑水的原因。
我们这个村里有一个公共厕所,据说这在全公社是唯一的。它是在我们来此之前新修的。原先这里的人们都不用厕所,他们无论男女都是随地大小便的。后来听说知识青年要来,革委会主任阿拉坦巴根是个复员军人,知道城里人都在厕所里大小便,便坚持指挥修建了这个厕所。
这里的女人一年四季都穿着蒙古袍子,单的、夹的、棉的和皮的。据说女人的蒙古袍子有许多种用途:穿着是件衣服;解手时就是厕所;睡觉时它是被子;对于皮袍子来说,做饭时它又成了案板。在这里,女人随地大小便的事情随处可见,她们根本就不回避任何人。只要看见她们在原地一转圈,袍子的下摆就展开了,人顺势就蹲在地上。方便过后,一走了之。她们从不回避任何人,无论男人女人。而男人则不然,由于受到布票的限制,男人们几乎只有皮袍子,没有像女人一样的单、夹、棉袍子。男人们解手也毫不顾忌周围有没有人,甚至于有没有女人,也不管在什么地方,解开裤子就解。而那些女人们也似乎司空见惯了,一点儿也没有惊讶以及回避的表示。蒙族女人们做饭时是这样的:单膝跪在地上,把皮袍子的下摆铺在地上,在它上面和面、切菜、剁砖茶。
日子似乎就应该这样风平浪静的一天天过去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天,大家在食堂打完饭都还没有离开。当时,在食堂吃饭的人已经不多了。上包的走了,去接羔站的也走了。只剩下十几个人。那天食堂做的是烙饼。每个饼我们是按二两粮食记账。那个叫严响的同学带头向我发出质问:
“这一个饼有二两吗?”
“不知道。”我说。
“那我们“约约”(yaoyao——称称)。”
食堂里有秤,一称,果然不足二两。大家的矛头一下子全都指向了我,似乎我就是食堂的领导。严响带头拿出一副批斗走资派的架势,好像不把我打倒在地,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就算斗争不彻底,我俨然成了阶级敌人。他义愤填膺的质问我,为什么要剥削他们?那副样子,就差握紧拳头,高呼口号:打倒……了。我委屈的差点哭了。我又不是什么领导,这饼又不是我烙的,为什么把责任都算在我一个人身上?其他同学也在旁边随声附合。我身边的两位女生对我说,别理他,我们进去,就把我拉进了食堂里,并随手关上了门,任他们在外边大喊大叫。
任严响在外边怎么喊,我这两个女生伙伴也不许我理他,更不让我出去。真感谢那两位女生,要不然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很难确定在我压不住火气时,会不会与他动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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