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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武周 (第2/3页)
。”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整顿吏治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jianian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知人善任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改革科举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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