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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章 为什么不是陪审团! (第2/2页)
伤,所以才要求这么高的抚慰金的吧。 于是,这一部分便被一笔带过了。 最后是公益性质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召回单车,解决车锁问题之后才能重新投放。 关于这一点,张远并没有多说。 想来本身就不是胡父胡母的关键要求。 而且车锁的质量也有相应的标准,这在之前说起被告管理过错、质量问题时就已经有所提及。 所以这时候,只要按照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规则,将诉讼请求和规则联系在一起也就行了。 ****** 因为涉及到感性代理意见的描述,所以张远占据的时间比较久。 等到他终于念完自己准备好的代理意见,等了半天,没见法庭里出现丝毫的反应。 旁听席上,记者们在刷刷刷地记录着什么。 审判区,书记员还在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审判席上,法官皱着眉,还在低头思考着。 而坐在张远对面的被告席上,代理人们也低着头紧张地涂涂画画。 张远知道,这是他们在根据自己刚刚的代理意见,紧张地修改着之前已经准备好的代理词。 这样的安静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反应过来的法官这才用轻声的咳嗽提醒了一下现场: “下面请被告发表你们的代理意见。” “好的,法官。” 两位律师中,更年轻一些的沈飞整了整自己的状态,开始结合新改的内容,发表他们的意见, “基于本案的事实以及原告的代理意见,被告认为,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没有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的义务。 首先是被告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 虽然被告运营的产品叫做共享单车,但其实,它就是普通的自行车。 所以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我们也应当以普通人的认知为标准进行要求。 不论是私人的自行车也好,还是共享单车也好。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自用,一个是以短时出租的形式对外经营。 但他们的本质不变,都属于私人财产。 作为私人财产,我们知道普通的自行车停放在公共区域,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那么共享单车也一样。 作为运营公司,也即被告公司的私有财产,当它被停放在公共区域的时候,如果不经被告同意以及和被告产生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自然,也是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而且,不能动用他人的东西这是最普通的共识和常识。 那么在本案中,死者就是放弃了这种共识,以非法的手段处置了被告的私有财产,这是死者的,而不是被告的过错。 被告没有过错,自然也就没有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 其次是车锁的质量问题。 刚才原告代理人所谓被告的车锁存在质量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要说的是,原告所引用的规则和标准,那是对单独、孤立的自行车锁的规则和标准。 在本案中,共享单车的车锁是共享单车的组成部分,它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不是为了限制他人和预防盗窃。 而是和被告旗下的共享单车app相协调,通过密码发放,车锁解锁等一系列的动作,完成被告与使用人之间的临时租赁合同的签订和生效。 所以,被告所依据的标准和规则,在本案中是不适用的。 共享单车的车锁虽然名为锁具,但实际上,他是是双方形成合同关系的媒介和手段。 其二,是精神抚慰金的问题。 因为在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 而侵权责任的承担是以过错为前提,以无过错为例外。 在无过错的例外中,本案的事实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例外。 所以,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并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明显是于理无据的。 更何况,七百万的精神抚慰金,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原告提出这种高额的诉讼请求,显然是滥用诉权的一种表现。 其三,是召回车辆,改进车锁的问题。 之前说了,车锁只是促成合同的手段。 那么,在被告并不存在过错,且车辆也不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原告却要求被告召回全部共享单车。 这要求,明显是过分的,也和其他诉讼请求一样,于理无据,于法无据的。” “另外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贾冰在沈飞说完之后,也立即开口, “案件的审理,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 什么叫做以事实为依据呢? 那就是所有的事实,包括案件参与方在庭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作为印证。 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并基于诉讼求情发表意见和理由的时候,也应当遵循这一标准。 但原告却一直从感性的角度描述事实部分,我认为,这不仅毫无意义,也有故意拖延庭审时间的嫌疑。” 毫无意义? 拖延时间? 张远没想到对方的代理律师会给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这谁不知道啊! 但是,自己不就是为了能够在案件事实上,降低大家对熊孩子的恶意吗。 社会舆论先于法庭给受害者扣上了帽子。 那么把这个帽子摘除,也是应有的作为啊! 你们对小孩扣帽子是基于感性的认知,难道自己就不能基于感性,影响你们的认知吗? 所以,为什么就不能进行感性代理了? 这案子又不是陪审团审理的! 对了,陪审团审理…… 想到这里,张远突然有种失策的失落感。 既然想用感性的内容影响他人的判断,为什么当初自己就没有坚持申请陪审团审理呢? 事实上,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 那时候担心熊孩子的定性太根深蒂固,自己选择陪审团审理反而可能弄巧成拙。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自信上出问题了吗? 还是说从内心深处,自己也认可受害者胡晓明是熊孩子的定性。 然后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通过感性也好,理性也好,或者其他角度,说服陪审团的成员转变观念,修改认知? 隐隐然,张远有了一种不知道该是庆幸,还是遗憾,或者悔不该当初的复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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