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章 为什么不是陪审团！ (第2/2页)

伤，所以才要求这么高的抚慰金的吧。

    于是，这一部分便被一笔带过了。

    最后是公益性质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召回单车，解决车锁问题之后才能重新投放。

    关于这一点，张远并没有多说。

    想来本身就不是胡父胡母的关键要求。

    而且车锁的质量也有相应的标准，这在之前说起被告管理过错、质量问题时就已经有所提及。

    所以这时候，只要按照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规则，将诉讼请求和规则联系在一起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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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涉及到感性代理意见的描述，所以张远占据的时间比较久。

    等到他终于念完自己准备好的代理意见，等了半天，没见法庭里出现丝毫的反应。

    旁听席上，记者们在刷刷刷地记录着什么。

    审判区，书记员还在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审判席上，法官皱着眉，还在低头思考着。

    而坐在张远对面的被告席上，代理人们也低着头紧张地涂涂画画。

    张远知道，这是他们在根据自己刚刚的代理意见，紧张地修改着之前已经准备好的代理词。

    这样的安静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反应过来的法官这才用轻声的咳嗽提醒了一下现场：

    “下面请被告发表你们的代理意见。”

    “好的，法官。”

    两位律师中，更年轻一些的沈飞整了整自己的状态，开始结合新改的内容，发表他们的意见，

    “基于本案的事实以及原告的代理意见，被告认为，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没有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的义务。

    首先是被告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

    虽然被告运营的产品叫做共享单车，但其实，它就是普通的自行车。

    所以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我们也应当以普通人的认知为标准进行要求。

    不论是私人的自行车也好，还是共享单车也好。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自用，一个是以短时出租的形式对外经营。

    但他们的本质不变，都属于私人财产。

    作为私人财产，我们知道普通的自行车停放在公共区域，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那么共享单车也一样。

    作为运营公司，也即被告公司的私有财产，当它被停放在公共区域的时候，如果不经被告同意以及和被告产生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自然，也是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而且，不能动用他人的东西这是最普通的共识和常识。

    那么在本案中，死者就是放弃了这种共识，以非法的手段处置了被告的私有财产，这是死者的，而不是被告的过错。

    被告没有过错，自然也就没有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

    其次是车锁的质量问题。

    刚才原告代理人所谓被告的车锁存在质量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要说的是，原告所引用的规则和标准，那是对单独、孤立的自行车锁的规则和标准。

    在本案中，共享单车的车锁是共享单车的组成部分，它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不是为了限制他人和预防盗窃。

    而是和被告旗下的共享单车app相协调，通过密码发放，车锁解锁等一系列的动作，完成被告与使用人之间的临时租赁合同的签订和生效。

    所以，被告所依据的标准和规则，在本案中是不适用的。

    共享单车的车锁虽然名为锁具，但实际上，他是是双方形成合同关系的媒介和手段。

    其二，是精神抚慰金的问题。

    因为在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

    而侵权责任的承担是以过错为前提，以无过错为例外。

    在无过错的例外中，本案的事实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例外。

    所以，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并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明显是于理无据的。

    更何况，七百万的精神抚慰金，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原告提出这种高额的诉讼请求，显然是滥用诉权的一种表现。

    其三，是召回车辆，改进车锁的问题。

    之前说了，车锁只是促成合同的手段。

    那么，在被告并不存在过错，且车辆也不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原告却要求被告召回全部共享单车。

    这要求，明显是过分的，也和其他诉讼请求一样，于理无据，于法无据的。”

    “另外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贾冰在沈飞说完之后，也立即开口，

    “案件的审理，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

    什么叫做以事实为依据呢？

    那就是所有的事实，包括案件参与方在庭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作为印证。

    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并基于诉讼求情发表意见和理由的时候，也应当遵循这一标准。

    但原告却一直从感性的角度描述事实部分，我认为，这不仅毫无意义，也有故意拖延庭审时间的嫌疑。”

    毫无意义？

    拖延时间？

    张远没想到对方的代理律师会给自己戴上这样的帽子。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这谁不知道啊！

    但是，自己不就是为了能够在案件事实上，降低大家对熊孩子的恶意吗。

    社会舆论先于法庭给受害者扣上了帽子。

    那么把这个帽子摘除，也是应有的作为啊！

    你们对小孩扣帽子是基于感性的认知，难道自己就不能基于感性，影响你们的认知吗？

    所以，为什么就不能进行感性代理了？

    这案子又不是陪审团审理的！

    对了，陪审团审理……

    想到这里，张远突然有种失策的失落感。

    既然想用感性的内容影响他人的判断，为什么当初自己就没有坚持申请陪审团审理呢？

    事实上，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

    那时候担心熊孩子的定性太根深蒂固，自己选择陪审团审理反而可能弄巧成拙。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自信上出问题了吗？

    还是说从内心深处，自己也认可受害者胡晓明是熊孩子的定性。

    然后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通过感性也好，理性也好，或者其他角度，说服陪审团的成员转变观念，修改认知？

    隐隐然，张远有了一种不知道该是庆幸，还是遗憾，或者悔不该当初的复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