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老骥功成求致仕 (第2/4页)

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

    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

    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大明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

    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

    明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几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

    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后世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

    然而事情适得其反，大明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

    譬如：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敌不前，玩敌养寇。

    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功积欠过久。

    军功审核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总之就是矫枉过正。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经过了二百多年，大明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

    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

    这是个武将悲哀的时代。李成梁做出引寇入境这种丑事，其实也是被文官给逼出来的，小皇帝和张居正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上其他因素，才轻易地放过了他。

    小皇帝和张居正正因为这些年受王实送来书籍的荼毒，接受了不同于这个时代新的观念，吸收了”国外”一些先进的做法（其实是后世的一些理念），尤其是对《管理学》的学习，也意识到军队管理有必要做一些改变，甚至到了非改不行的时候。

    速巴亥寇边这件事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验证的机会。本着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干的原则，张居正和小皇帝两个人一合计，违反常规saocao作了一把，整个作战过程没有让文官体系参与，连后勤保障都交给了东厂和锦衣卫。

    皇帝和首辅亲自主持大局，军队、锦衣卫、东厂三方通力协作，没想到竟会取得如此大的战果。只不过他们更加没想到的是文官集团的反扑，也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文官都反对。这下子老师和学生，都成了孤家寡人。

    ……

    还过二十天，各部队统帅就要进京献俘了，由于文官的不配合，京师什么都还没准备。这事闹得小皇帝心里很不是滋味，文武之争，文官已经到了不要脸的程度。

    朱翊钧想做一个有为之君，这一次也感到有心无力。他打算乾坤独断，树立自己的威信。不过在此之前，小皇帝还是想找机会先和老师张居正谈谈。

    从春分到冬至这段时间，除开三伏天一个月，每月逢三六九日，便是经筵的日子。经筵又分大经筵与小经筵，大经筵每月一次，定在初九日。这是大讲，也称月讲。剩下的八场经筵，称为小经筵，简称日讲。除了内阁与礼部、翰林院等文臣，余者概不参加日讲。

    逢月讲之日，京城里头的王侯戚贵以及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侍读，十三道御史四品以上六科言官都给事中以上的官员，都要列班参加，入殿站在两厢侍听。

    讲毕，皇上循例命鸿胪寺赐宴，这顿筵席不但丰盛，且恩宠异常。不单参加经筵的官员们都能与席，即便这些官员的随从家眷，甚至轿夫马卒之类，都可以人坐尽享珍饫。

    吃了还不说，席面上剩下的菜肴以及点心，还听凭官员们尽行带走。因此，有资格参加大经筵的官员们，到了这一天，莫不欢欣鼓舞。他们赶去参加，与其说是为了“听”，倒不如说是为了“吃”，久而久之，京城里头为这件事便有了一个说法，叫“吃经筵”。

    今儿个是八月初九，又是个“吃经筵”的日子。大内文华殿，为经筵举行之地。万历皇帝初登基时，李太后听了冯保的建议，要趁小皇上出经筵而装修文华殿。当时因为国库匮乏，张居正力陈不可。

    此事一拖就耽搁了几年，万历新政几年后，国库渐有丰裕，张居正便主动提出装修文华殿，这让小皇帝和李太后非常的满意。

    去年冬至歇讲至今年春分这几个月时间，文华殿修葺一新，殿前与殿后两座门头上各添了一块匾，前殿门匾四个字：”绳愆纠谬。”

    这四个字是李太后拟的，其因是前殿之侧，有一处附属建筑，叫“省愆居”，这名儿是嘉靖老皇帝取的，意为反省错误。李太后据此而伸张其意，这四个字乃内阁中书舍人杜诗写就。

    后殿门匾额为：”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

    这道匾文不单由李太后拟就，而且书法也是她写下的。匾文从左至右分为六行，每行二字。字为楷书，大有颜真卿笔意，只是古拙不足而秀丽有加。从前后殿两道匾文中，可以看出李太后对儿子的殷切期望。

    今日进讲的讲官，乃翰林院侍读学士于慎行。他是隆庆二年进士，这一年的京试主考官是张居正，按士林规矩，这一年所有录取的进士与张居正都存在师生关系。

    于慎行学问人品都很不错，因此很得座主张居正的青睐。张居正当年精心为小皇帝挑了六名讲官，于慎行列名其中。

    于慎行今日进讲《论语·